中国成本上涨原因分析？
因为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是一个典型的“一锤子买卖”的市场，也就是说工人在和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时，即明确知晓自己工作期限以及相应工资待遇。而期满后是否继续聘用则取决于双方是否协商一致。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关系就会显得非常重要。 一般来说，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关系受到以下因素的影响：
1.人口结构；2.经济周期；3.政策导向（包括户籍、计生、教育等领域）。 而影响中国劳动力市场供需关系的根本因素则是人口结构。根据联合国的定义，一般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分为6个世代，每个世代又分成两个5年阶段。我们这里所说的生育率，指的是某一时期（通常指4年）的生育高峰的人数与同期出生人数之比。 根据联合国的人口数据，1970年至2010年间世界的生育率从5.0降至1.8，而中国则从6.0降至1.7。也就是说，在近40年中，中国在降低生育率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
而这正是中国经济腾飞的关键所在！ 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是因为经济发展导致了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加，而收入是决定生育率最重要的一项指标。当人们的收入达到一定水平时 (这里存在一个边际效用问题)，再增加的收入将会更多地用于改善生活质量而不一定会增加生育。换句话说，随着收入的增加，生育率应该会出现下降的趋势。
当然，除了收入水平之外，生育率还与许多其他因素有关，比如性别比例、文化传统等。但是毋庸置疑的是，经济发展对于人口结构的影响有着根本性的作用。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发展，与此同时生育率不断下降。20世纪八九十年代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也是育龄妇女生育率的最低点，每年出生大约2000万人。而近几年每年的新出生人口则逐步下滑，到2013年已经下降到1640万人，减少约三分之一。
毫无疑问，低生育率为中国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动力，使得中国经济能够在国际环境中处于一个有利的地位。 但必须看到，较低生育率所付出的代价也是十分巨大的。正如前面所说，它直接导致劳动力供给不足，从而出现劳动力成本上升的状况。由于老龄化社会养老负担过重，中国政府正在面临越来越大的养老压力。
较低生育率还影响到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平衡。我国目前正处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后期，这一政策直接或者间接造成的一代独生子女的家庭将可能在未来的几十年中面对老无所依的困境。而在改革开改前我国一直是多子家庭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结构。
因此说，经济的增长固然带来了丰富的物质财富，但也带来了诸多社会问题。如何更好地解决这些问题，将是未来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
随着经济高速增长，要素成本上升是必然的。但过去两年中国成本涨幅之大、速度之快，则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其成因较为复杂，既有经济规律作用的必然性，也有中国经济结构失衡的偶然性，既有长期累积的因素，也有短期政策的因素。
一是劳效比快速上升。在过去30多年中，中国经济保持着10%左右的增长速度，这是人力资本回报率较高、供给充足的必然结果。随着中国经济总量快速上升，劳动力成本优势逐步减弱，工资水平进入快速上涨期。2001年至2012年，在中国企业就业的农民工月平均工资从372元上升到2463元，上涨了5.4倍，年均涨幅高达15%左右。按照可比口径，德国、日本等国家工资翻5倍分别用了39年和43年，美国历时更长。国际经验表明，当一国人均GDP达到4000至5000国际元（PPP方法）时，劳效将出现快速抬升，经济增长速度自然下行。近年中国的人均GDP已经超过5000国际元，劳效快速上升、经济增速换挡正是经济规律作用的结果。
二是短期需求拉动。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出台了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在拉动国内需求快速上升的同时，也推动了国内要素价格的上升。2009年至2011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平均名义增速高达31%左右，在电力、矿产、交通等高能耗行业，投资增速更快。在“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作用下，工业用电量增速在2008年内由负转正，工业成品库存增速也明显加快。在需求较快增长的作用下，中国要素价格快速上涨。
三是土地成本快速上升。近年来城镇建设用地供应数量保持相对稳定，而城镇化建设仍在快速推进，导致地价较快上涨。截至2012年底，中国城镇土地总体利用效率超过农村，因此“农用地转建设用地”成为城镇土地供应的重要来源。为推进“土地财政”持续健康发展，一方面，地方政府在“转用”过程中抬高地租成本；另一方面，则抬高基准地价，加大土地出让收益。在上述两方面推动下，土地成交价格和工业用地成本均呈现加速上涨态势。
四是物流成本大幅提升。近年来，在人工和土地成本快速上涨的推动下，中国物流成本显著提升。2010年至2012年，社会物流总费用与GDP的比率从17.8%一路攀升至18%。中国物流成本持续攀高，与产业结构不尽合理、大而不强有密切关系。中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仍主要源于低成本优势，产业结构高度化还不足以驱动生产率的大幅提升。产业附加值不高、处于供应链低端，导致中国不能充分利用全球物流体系的成本比较优势，不得不依靠规模扩张来追求低成本，客观上抬高了物流成本。此外，长期以来，“大进大出”的贸易模式，也拉高了中国进出口产品的运输成本。
五是环境成本明显增加。近年来，随着环保法律强制力的加强和政府环保支出持续增加，企业污染治理成本日益提升。2007年至2011年，中国污染治理投资金额累计10469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超过22%。特别是2011年以来，一些环保设施未能达到最新环保要求的中小企业，被要求停产或整改。这些企业不仅环保投入明显增加，还造成了产能闲置等问题。
六是资源成本显著抬升。在能源和资源价格改革不断深化的背景下，近年来相关产品价格改革加快推进，资源成本显著提升。2013年，中国多个省市均上调了最低工资标准，平均增幅超过15%。国内居民消费价格和工业品出厂价格走势出现了罕见“剪刀差”，尽管PPI持续负增长，但受用工、土地、水电气、环保、物流成本上升因素制约，企业成本压力难以有效向下游传导，对实体经济运行形成明显制约。
